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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朋友们六一快乐!问问你,知道《西游记》的作者究竟是谁吗?

李涵说历史 2021-06-08 06:58:3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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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,人们都知道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是明朝人吴承恩。但从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各种古版《西游记》来看,却没有一部是署名“吴承恩”的。有关《西游记》的明刊本和清刊本,或署“朱鼎臣撰”,或署“邱处机”著,有的甚至连著者的姓名也没有,只写上校阅人“华阳洞天主人”或评点人如“李贽”等等。于是,关于此书的作者是谁?是否为吴承恩所作?争论了300多年。

那么,《西游记》的著作权是如何归至“吴承恩”名下的? 吴承恩是怎样一个人?能创作出这样一部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与浪漫色彩的小说,是否与吴承恩的人生经历有关?书中的方言俚语、风土人情与吴承恩的故乡又有着怎样的渊源?吴承恩究竟是在哪里创作的《西游记》呢?本期节目,李涵为您讲述:《西游记》的作者究竟是谁?

 

 

吴承恩出生于1500年,江苏淮安人,字汝忠,号射阳山人。吴家是书香门第,到了吴承恩父亲这一代,家道中落,只能靠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。

,却是一位长寿文学家,他历经五任皇帝,活了82岁。这80多年,,阶级矛盾空前尖锐,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时期。而吴承恩的一生,、仕途上停滞、经济上拮据,可以说活的很郁闷。也许正因如此,才让他将压抑的情绪和对自由的渴望,借诸笔端,宣泄在《西游记》中。

吴承恩少年时代就很聪明好学,在家乡是有名的神童,因此受到点过探花的本乡名人蔡昂的赏识。吴承恩又和后来中了状元的沈坤有交情,沈坤后来做了南京国子监祭酒,跟以贡生终老的吴承恩对比不啻天渊之别,而且必然给予他以强烈的刺激。不过沈坤和吴承恩的交情倒是一直维系着。淮安传说,大致在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,,沈坤组织了一个1000多人的民团,当地称作“状元兵”进行抵抗,并邀请吴承恩作军师,帮助出谋划策。,吴承恩功劳不小。

嘉靖二十三年(1544年),吴承恩被选中成为贡生,在熬了差不多7年后,才于嘉靖二十九年(1550年)入京候选,在北京留居了大约三年。吴承恩在京的三年,正是奸相严嵩当国、炙手可热之时。明世宗根本不理朝政,只顾修道求仙,并任用道士做官,。《西游记》里那些迷信道术的帝王,那些哄骗帝王的道士,那些因帝王的昏庸而倾覆邦国的事件,。

吏部候选的结果,吴承恩获得了浙江长兴县丞的卑微官职。县丞是知县的助手,正八品官,主管巡捕工作。清人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,便对明清时代官场中这一类可怜、可悲又可恨、可鄙的“佐杂太爷”作了淋漓尽致的生动描写。吴承恩的思想性格与这种职务显然并不协调。他这一次入仕,大约仅仅一年就结束了。

 

 

吴承恩


吴国荣在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中说,吴承恩实在是因家贫母老,才在同乡翰林学士李春芳的帮忙下去京城候选的。可候选长达三年,做官只有一年,连三年一任都没有做满就拂袖而归,原因是不愿为了五斗米而折腰。即使在做官的那一年中,他也感慨地说过:“悠悠负夙心,作吏向风尘。”后来吴承恩还得到过一个“荆府纪善之补”的闲职,不过是否去赴任了,不得而知。看来,吴承恩实在不愿改变自己的傲岸性格以屈求长官意志。他在一首词中诙谐地说:狗有三升糠分,马有三分龙性,况丈夫哉。

吴承恩老年无子,晚景凄凉,大约逝世于万历十年(1582年)。吴承恩曾模仿唐人传奇作志怪小说集《禹鼎志》,这本书早已散佚,只有书名流传下来。从《存稿》中保留的《禹鼎志序》来看,此书作于“既壮”,也就是吴承恩壮年时期。至于他作《西游记》在何时,无论本人或他人都没有留下任何可考的线索。值得注意的是吴承恩在他的《禹鼎志序》中,说自己“幼年即好奇闻”,“每偷市野言稗史”。这种对小说的爱好,自然成了吴承恩创作《西游记》的一个证明。而他说:“吾书名为志怪,盖不专名鬼,时纪人间变异,亦微有鉴戒寓焉”。这似乎也与《西游记》借神魔写人情,借神话传说隐喻当时社会的特点相符。

吴承恩出生于江苏淮安。明代的山阳县也就是淮安府所在地。淮水在城北五里流过,其地“阻淮凭海,控制山东”,“为南北噤喉,江浙冲要。”府东南七十里有“阔三十丈、长三百里”的射阳湖,就是吴承恩的号——射阳山人的由来。那里江湖纵横,风光旖旎,地杰人灵而民俗淳厚,民歌、民间传说灿如星汉,从而哺育着一代大文学家吴承恩,哺育了千古流传的伟大作品《西游记》。

那么,吴承恩是在哪里创作的《西游记》呢?

 

 

湖北作家童德彦在1993年6月11日《书刊导报》上撰文指出,《西游记》的成书地点并不一定是吴承恩的家乡淮安,而可能是在湖北蕲春。他的理由是:吴承恩于1568—1570年改任蕲州荆王府第六代荆王翊钜手下作纪善。这是个闲散官职,使他有充裕的时间来写《西游记》。他遍赏蕲州的湖光山色,荟萃于胸,写作时随手拈来,《西游记》第33、36、68、69、71、74、88至90回等很多章节写的是蕲春的事。例如,孙悟空在唐、宋、元三朝民间传说和话本中都叫猴行者,而吴承恩沿用了当时荆王家庙蕲州昭化寺叫悟空的僧人名字,僧与孙谐音,这就是孙悟空名字的由来。再比如《西游记》中的朱紫国其实说的是朱元璋子孙的意思,明代设在蕲州的荆王便是朱元璋的子孙。书中写孙悟空悬丝诊脉和巧配药剂,是当时大医学家、蕲州人李时珍医术的再现。赛太岁所住的麒麟山与荆王府所在地同名,今天仍叫麒麟山。书里有十几处仙境佛地,都与蕲春地名相同,所描写的风俗人情掌故,也与蕲春民俗无异。童德彦认为,这些可能不是巧合,而是证明了吴承恩是在蕲春写成的《西游记》。

童德彦的这个立论有些道理,但遍查有关吴承恩的生平典籍,除了明朝人吴国荣在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里提到吴承恩“有荆府纪善之补”一句语焉不详的话外,便没有其他记载能够说明呈承恩曾在蕲州呆过。而在童德彦之前,研究者们大都认为吴承恩实际上并没有去湖北赴任就辞官回家了。至于吴承恩笔下的蕲州风光与民俗,不一定非要在那里生活过才能写出来。不过,吴承恩喜好山水,登山临水倒是出了名的。即便去不成,也要努力向书本、向旅行者探求异地异国的风土人情。《西游记》里许多令人意想不到、大开眼界的奇山异水、奇情异俗,便是这种探求加上演绎的结果。

虽然吴承恩的人生经历,似乎为创作《西游记》提供了必要的养分,但从没有任何一份文献,明确指出《西游记》的作者。那么,学界究竟是如何认定这部奇书是吴承恩的原创呢?

 

 

最早记载吴承恩撰写了《西游记》的文献,据现在所知,是明天启年间(1621—1627年)纂修的《淮安府志》,里面列举吴承恩的著述有:《射阳集》、《春秋列传序》、《西游记》。《淮安府志》里还说:“承恩善谐剧,所著杂记几种,名震一时。”《西游记》当然也在“名震一时”的“几种”之内。不过,这里却说它是“杂记”。

最早明确地提出一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是吴承恩的,是清朝初年的学者吴玉搢。他在乾隆十年(1745年)于《山阳志遗》中说:“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,云‘性敏而多慧,博极群书,为诗文下笔立成。复善谐谑,所著杂记几种,名震一时’。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,及阅《淮贤文目》,载《西游记》为先生著。”又说,《西游记》“书中多吾乡方言,其出淮人手无疑”。这里的先生,指的就是吴承恩。

其后,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撰写的《茶余客话》也说:“惟《淮贤文目》载射阳撰《西游记通俗演义》”,“……观其中方言俚语,皆淮上之乡音街谈,……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”。此外,清代还有钱大昕的《跋长春真人(西游记)》、丁晏的《百亭记事续编》,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焦循的《剧说》,陆以湉的《冷庐杂识》等,或直说,或假托,或转引,都对《西游记》的作者问题有所论述。但他们的基本内容,都是说《西游记》为吴承恩所作。

尽管有人肯定《西游记》乃吴承恩所作,但因为原书上并没有写吴承恩的姓名,所以,此后近300年间,一般人知道吴承恩的并不多。甚至到1921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《西游记》,胡适在《西游记序》中,也还不知道作者是谁,只能说:“《西游记》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。”一直到了1922年,鲁迅在与胡适通信中,才明确指出《西游记》作者乃射阳山人吴承恩。他在第二年又作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根据天启《淮安府志》以及吴玉搢、纪昀、阮葵生、丁晏等人的论见,认定吴承恩是《西游记》最后加工写定者。同年,胡适也作《(西游记)考证》,肯定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是吴承恩。从此以后,“大家才知道这部《西游记》是吴承恩作的了。”

 

 


20世纪60年代初,苏兴在《文学遗产》增刊第十辑中,发表《关于<西游记>的几个问题》一文,进一步对吴承恩写作《西游记》作了较深入的论证,他指出:吴承恩中年即三四十岁时就在写《西游记》,或者就已经完成了。

苏兴提出两点旁证来支持自己的论断。他说:第一,《西游记》在描写世俗生活时曾五次写到或提到年景荒旱,而却没有写过水灾,“由此有理由想象作者印象最深的是旱灾而不是水灾”。而史料记载也表明,嘉靖十四年(1535年)至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这大约11年的时间,是淮安地区旱灾周期最为明显的,这也正是吴承恩三四十岁的时候。

第二,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就是作者理想所寄托的正面人物。孙悟空的反抗权威,爱自由,不怕困难,自傲,讽刺人不留余地……这些都可以说成是作者自己的性格的表现。这样性格的孙悟空,如说成是作者壮年时期的创造,比之认为是老年时期的创造更为合适些。倘若以吴承恩老年时的心境、性情,那是很难写出孙悟空的。

此外,苏兴还在《<西游记>的地方色彩》一文里,详细分析淮安地方传说与风土民情在《西游记》里的强烈反映,从而将吴承恩著《西游记》的立论推向到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之上。

但是,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,吴承恩写作《西游记》的说法却又重新面临着严重挑战。

 

 

章培恒先生在1983年第4期的《社会科学战线》上发表《百回本(西游记>是否吴承恩所作》一文指出,主张百回本《西游记》是吴承恩所作的人,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吴玉搢的《山阳志遗》和阮葵生的《茶余客话》,而吴、阮两人据以立论的关键则是天启年间的《淮安府志》。可是,《淮安府志》仅指明了吴承恩写过《西游记》,而没有说明此《西游记》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书,也难以知道其确切的卷数或回数。相反,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八舆地类中,则有“吴承恩西游记”的记载。如黄虞稷所记不误,那么,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就可能不是小说,而是游记性质的笔记。这与《淮安府志》上说吴承恩“所著杂记几种,名震一时”也吻合的。因为文学史上不曾有过将“杂记”当作小说的先例,而一般的游记可以说是“杂记”。另外章培恒还根据现有的材料,从研究方言入手,论证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不是淮安人吴承恩,而可能是吴语方言地区的人。

1986年,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推出《明代小说四大奇书》一书,从《西游记》百回本的特点,比如充斥全书的道家术语入手分析,重新提出它的真实作者可能就是金元之际的邱处机。差不多同时,大陆学者金有景则从作为《西游记》蓝本之一的《西游原旨》入手探讨,认为邱处机或其弟子当是原作者。他的推证也是抓住了《西游记》所反映的全真道教观点这一关键。1990年,陈君谋在《苏州大学学报》当年第1期发表题为《百回本(西游记)作者臆断》的文章,指出吴承恩的确写过《西游记》,但那是游记性质的作品,而小说百回本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则是为之作序的陈元之。

到了1992年,刘勇强推出他的《奇特的精神漫游——(西游记>新说》。他提出了自己的怀疑,那就是《西游记》中过去未被人注意的却在好几处都出现的“承恩”这个词,如第七回:“受策承恩在玉京”,第九回:“承恩的,袖蛇而走”,第二十九回:“承恩八戒转山林”。刘勇强怀疑道:这样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小说中,是否不近情理呢?尤其是“受策承恩在玉京”一句,与吴承恩的实际经历大相径庭。吴承恩多次应举不中,大约四十多岁才赴京选贡,心境是很凄凉的。在京期间,他生活困难,受人白眼,卑躬屈节,去留两难。最后,才不过得了个到南京入监读书的机会,这无论如何是谈不上“受策承恩在玉京”的。不只不会写,只怕是读到这样的诗句也要黯然神伤的。

关于《西游记》著作权属谁的讨论,从清初开始延续至今,经历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,其间一波三折,但主流观点依然认为《西游记》是吴承恩所作。至少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更有力的反面论据出现。

大约在吴承恩逝世10年左右后,他的《西游记》金陵世德堂本得以刊刻面世。当然,《西游记》虽经吴承恩之手完成,却并非全是他的功劳,但它终究是在吴承恩的手中最后定型并告面世的。此后的各类“西游记”文艺作品,便都遵循着它所制定的内容框架与故事情节而演绎传播。

 

 

《文史杂志》房林  子晓
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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